玻利维亚政治新周期的选举分析

论文信息

一句话概要

本文基于玻利维亚2025年总统大选的两轮投票数据，系统分析了该国政治格局的结构性转变。论文指出，MAS党执政20年后首次遭遇不可逆转的失败，玻利维亚从一党主导体制转向多党协商的多元主义格局。通过对城市-农村、东西部地域分布的量化分析，作者揭示了选举行为背后的社会分化逻辑，提出政治新周期的核心特征不是简单换位，而是权力结构的多元重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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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与研究动机

理解玻利维亚政治变迁的宏观意义。 玻利维亚自2006年埃沃·莫拉莱斯领导的“走向社会主义运动”（MAS）执政以来，长期处于一党主导的政治格局。MAS党在连续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不仅掌控行政权，还主导了立法、司法与制宪进程。这一政治模式在拉美地区具有典型性：它是一种结合了原住民运动、国家干预主义与反新自由主义议程的社会运动型政党执政模式。

2025年大选为何值得关注。 论文指出，2025年10月的大选出现了多个史无前例的现象：玻利维亚历史上首次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；MAS党首次遭遇不可挽回的选举失败；近二十年来首次没有任何政党在国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。这些断裂性事件集中出现，意味着玻利维亚政治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的结构调整。

研究动机可以概括为两点： 其一，这次选举可能标志着玻利维亚政治周期的根本转换，需要系统评估其性质与方向；其二，选举数据提供了检验玻利维亚社会分化的独特窗口——尤其是MAS支持者的地理分布、投票行为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。作者试图通过选举数据的量化分析，回答“玻利维亚正在走向什么样的新政治周期”这一核心问题。

现有方法的瓶颈

对拉美政治变动的研究长期面临三个方法论局限：

第一，宏观叙事优于微观数据分析。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MAS党的意识形态演变、莫拉莱斯个人的政治风格、以及多民族国家的制度设计等宏大叙事，但缺乏基于选举地理学的精确量化分析。作者批评这种倾向导致对政治变化的判断停留在表面，无法揭示支持基础的实际流动方向。

第二，简单二分法未能捕捉多元分裂。 许多分析将玻利维亚政治简化为“莫拉莱斯支持者vs反对者”或“原住民vs非原住民”的二元对立。这种框架无法解释本次选举中出现的复杂现象——例如MAS前支持者转向中派候选人，以及无效票的集中分布与地理锁定。

第三，缺乏对选举制度变动的即时反应。 玻利维亚宪法法院在2024年11月通过第0083/2024-ECA号裁决，将MAS党名使用权判给了路易斯·阿尔塞领导的派系，实质上剥夺了莫拉莱斯派系使用MAS党名的法律权利。这一事件直接催化了MAS党的分裂，但现有文献对这一制度性干预的选举后果缺乏定量评估。

核心洞察与贡献

核心洞察：玻利维亚2025年大选不是简单的主角换位（从MAS换为另一个主导党），而是政治体制从“一党主导”向“多元协商”的结构性转型。 论文认为，新政局的本质特征是：不再存在单一政党能够控制所有权力部门，国会首次出现四个以上拥有实际影响力的政治力量，政府必须通过联盟政治实现治理。

可以理解为，作者将玻利维亚的政治变迁分为三个周期：1982-2005年的多党竞争期（碎片化高、联盟复杂）、2006-2025年的MAS一党主导期、2025年以后可能进入的多元均衡期。这种分期提供了理解玻利维亚政治演进的概念框架。

具体贡献包括以下四点：

• 明确论证MAS党政治周期的终结。 论文首次系统展示了MAS党在2025年选举中分裂为三派后的崩溃式表现——即使将三派选票加总也不到30%，而官方候选人仅获3.1%。这标志着2005年以来MAS选举主导权的正式终结。

• 提供高精度的选举地理学分析。 作者选取全国23个最大城市（省会与主要中等城市），计算各候选人的城市-农村支持比，并绘制无效票的地理分布图，揭示了莫拉莱斯核心支持者被“地理锁定”在科恰班巴省特定农业区的现象。

• 提出“多元主义回归”的新政治周期判断。 论文强调，新政局的本质不是一个新的MAS党出现，而是国会多元化与政府联盟必要性的回归，可类比1982-2005年的多党竞争模式但治理更易。

• 揭示选票转移的关键机制。 作者通过比较2020年与2025年选举数据，识别出MAS前支持者转向帕斯的特定区域——集中在拉巴斯与奥鲁罗的艾马拉语族地区，说明选票转移具有清晰的语言/族群地理边界。

方法详解

本文采用定量选举数据分析法，数据来源于玻利维亚最高选举法院（TSE）公布的第一轮与第二轮总统选举官方结果。

数据构建分为三个层面：

第一，城市-农村二分法。 作者参照世界银行2017年的一份技术报告，选取全国23个最大城市（含所有省会城市及主要中等城市），以这些城市的选民登记数作为城市选民的代理变量，剩余部分归入农村。基于此，计算各政党候选人在城市与农村的得票比例。这一设计的动机在于：传统上玻利维亚的政治分歧具有明确的城乡地理特征，MAS的根基在乡村和可卡因种植区，而反对派联盟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。

第二，无效票分析。 由于莫拉莱斯在2024年11月宪法法院裁决后失去了合法参选途径，他呼吁支持者在第一轮投无效票。因此，作者将第一轮无效票率超过45%的56个市镇作为“莫拉莱斯核心支持区”的代理指标。通过统计这些市镇在第二轮中对帕斯的支持率（79%-95%），作者论证了“莫拉莱斯支持者对帕斯的战术性转投”。

第三，第二轮投票的地理分化分析。 作者按省份统计帕斯与基罗加在第二轮中的得票比例，发现西部的拉巴斯、波托西、科恰班巴、奥鲁罗和丘基萨卡五省中约60%选民支持帕斯，而圣克鲁斯省约60%支持基罗加。这一东西分化构成了玻利维亚传统地域分裂的当代映射。

关键数据表：

Table 1. 玻利维亚立法议会组成（2025-2030）

Table 4. 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得票分布

从Table 4可以观察到鲜明的城乡分化轴线：基罗加（82%城市）、多里亚·梅迪纳（77%城市）与帕斯（69%城市）呈递减的城市化特征，而MAS候选人的城市化率已降至66.7%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莫拉莱斯号召的无效票中农村占比（49.6%）远高于空白票的农村占比（60.7%），意味着莫拉莱斯的动员能力在农村更具渗透力。

文献分析与评估

本文属于案例研究型政治分析论文，以一次关键选举为核心事件，结合定量数据揭示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变化。由于其发表于《拉丁美洲：2025年政治》年度报告，定位为即时性政治分析，而非系统性的理论验证类研究。

数据支撑强度： 作者使用了TSE官方公布的最终选举结果（含第一轮与第二轮），数据来源可靠。城市-农村分类方法虽借鉴世界银行报告，但作者未说明23个城市的选取标准是否具有统计代表性——中等城市的定义边界可能影响农村选民的归类结果。总体而言，数据支撑足以支撑其主要论点。

论证链条的完整性： 论文从选举数据出发，依次推论出：MAS分裂与失败→无效票的地理集中→帕斯获胜的选民结构→新政局的多元特征→社会分化的延续与可能缓和。每条逻辑环节均有对应数据支持。薄弱环节在于“新政治周期的多元主义特征”与“社会裂痕可能弥合”之间的跳跃——作者尚未提供新政府组建后的治理实践佐证。

因果推论的有效性： 论文最重要的因果断言——莫拉莱斯支持者“战术性转向”帕斯——主要通过第二轮无效票高发区对帕斯的高支持率（79-95%）来论证。这一推论具有合理性，但须注意存在其他解释可能：例如这些地区原本就是反基罗加的核心区，而非帕斯的天然支持者。作者承认“有竞选言论称帕斯与莫拉莱斯之间有默契”，但未就此假设进行充分检验。

社会分化分析的新颖性： 作者通过无效票的地理分布（56个大于45%无效票的市镇全部集中在西部省份）和语言/族群特征（克丘亚语河谷区vs艾马拉语高原区），揭示了MAS内部存在的地理-族群分化。这一发现具有一定原创性，将莫拉莱斯派系与传统MAS支持者之间的内部分裂空间化了。

优势与局限性

优势：

• 时效性与议题前沿性。 论文发表于2026年1月，距2025年10月大选仅三个月，属于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快速学术反应。对于关注拉美政治与民主化的研究者来说，这提供了现存稀缺的即时分析。
• 数据驱动的方法论取向。 在大量依赖定性描述的拉美政治研究中，作者坚持以选举数据为分析基础，并以量化方式展示城乡分化、无效票分布、选票转移路径，增强了结论的可验证性。
• 多层面叙事结构。 论文同时处理了三个层次的叙事：制度层面（MAS党分裂、宪法法院干预）、行为层面（选民策略性投票）、结构层面（城乡分化、地域分裂），三者相互呼应。

局限性：

• 样本有限且解释力边界清晰。 本文的分析范围仅限于2025年大选的选举数据，未纳入2026年地方政府选举的分析，也未对2026-2030年新政府组建后的联盟政治进行实证追踪。这意味着论文对新政治周期的判断仍属预测性，而非回顾性验证。
• 因果推断力度较弱。 关于莫拉莱斯支持者为何转向帕斯，作者仅提出了“战术性反基罗加”的单一解释，未讨论其他可能因素（如帕斯本人与MAS前领袖贾梅·帕斯·萨莫拉的家族关系对MAS选民的吸引）。这种归因上的简化可能导致高估“战术投票”的解释力。
• 数据构建方法缺乏透明度。 作者未披露23个城市的具体名单、筛选标准，也未讨论城市边界在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与2025年选举数据之间是否发生变化。这影响了方法的可复现性。
• 缺乏长周期比较视角。 论文虽然提及1982-2005年与2006-2025年两个周期，但未系统比较各时期的联盟结构、极化程度、选举制度等关键变量。这使得“多元主义回归”这一判断缺乏充分的制度与历史参照基准。

可复现性评估： 所有数据来源于TSE公开数据，理论上可以复现。但作者未提供代码或数据处理脚本，也未公布自行构建的23城市选民数据库。因此，复现需要研究者自行构建城市-农村分类标准，且不同研究者可能选取不同的城市名单，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定性。

未来方向与开放问题

第一，战术性投票的长期效应。 论文论证了本次选举中存在规模性的战术性投票（莫拉莱斯支持者转向帕斯以阻止基罗加）。但问题在于：这种投票行为是一次性事件，还是预示着政治认同的改变？如果新政府未能兑现对MAS前支持者的承诺，这些选民在未来选举中可能重新激进化，导致玻利维亚政治再次极化。

第二，多元主义新政局的治理模式。 论文预测玻利维亚将进入更易治理的协商型政治，但这一判断高度依赖各政党之间的实际合作意愿。国会中四个以上政治力量的存在既是机会也是风险——一旦联盟破裂，玻利维亚可能面临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僵局，类似于部分拉美国家近年出现的“总统危机”模式。

第三，MAS党派的未来走向。 论文准确描述了MAS的选举崩溃，但未讨论MAS各派系是否可能重新整合。莫拉莱斯派系虽在本次选举中失去法定政党身份（MAS党名被判归阿尔塞派系），但2026年地方选举在即——如果莫拉莱斯支持者通过新政党参加州长和市长选举并取得成绩，MAS的残余政治势力可能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。

第四，无效票群体的政治整合。 论文指出约100万选民（占首轮注册选民的15.7%）投了无效票，这些选民在2025-2030年期间没有任何议会代表。这部分选民的“政治失声”可能导致对体制的不满长期积压。如何将这一群体纳入制度性政治参与，是新政府面临的治理挑战。

第五，玻利维亚政治经济学的联动效应。 论文专注于选举政治的变化，但未讨论经济政策取向是否会发生实质变化（如锂资源开发政策、天然气出口合同、国际金融机构关系等）。新政府是否延续MAS时代的国家干预政策，或者转向更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路线，将影响新政权的社会支持基础。

组会预判问答

问1：论文声称MAS党的周期“不可逆转地终结”，这是否为时过早？过去20年间玻利维亚政治格局是否出现过类似误判？

论文作者基于2025年选举结果做出这一判断，其依据包括：MAS三派分裂后加总得票不足30%、在国会议席仅剩1席、莫拉莱斯派的政党名称被剥夺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历史上拉美地区政党在遭遇制度性挫折后重新整合的案例并不罕见。论文本身也承认，2026年地方选举中莫拉莱斯支持者可能通过新政党参选，届时局面可能变化。可以理解为，作者使用了“不可逆转”这一较强表述，但从实际数据来看，更准确的表述应是“短期内MAS难以恢复主导地位”，而非永久终结。

问2：作者提出的“战术性投票假设”是否有竞争性解释？

论文将莫拉莱斯支持者在第二轮中转向帕斯解释为“阻止基罗加当选”的战术性行为。但存在至少三种竞争性解释：第一，帕斯本人来自中左翼家庭（其父贾梅·帕斯·萨莫拉是社会民主党前总统），在意识形态上对MAS选民具有天然亲和力；第二，部分MAS选民可能对阿尔塞派系（官方MAS候选人德尔·卡斯蒂略只获3.1%）极度失望，将帕斯视为“更有能力治理”的替代选项；第三，帕斯在选前可能通过地区性或行业性承诺（如保障玻利维亚中部农业区的利益）吸纳了部分MAS传统选票。论文未充分排除这些替代解释。

问3：论文分析的城乡分类方法是否可靠？

作者参照世界银行2017年报告遴选了23个最大城市作为“城市”的代理。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在于：世界银行的城市分类标准可能与TSE的行政区划不兼容；中等城市的定义边界模糊可能造成归类争议；2017年至2025年间玻利维亚城市化可能发生变化。此外，农村投票站可能包含小型集镇的居民，这些居民并不完全属于“农村”范畴。总体而言，城乡二分法虽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初步分析框架，但结论的稳健性取决于所用城市名单是否经得起检验。

问4：论文关于社会裂痕“可能缓和”的判断有何依据？

作者指出当前已不具备“强化党派或意识形态极化的条件”，因此“是时候建设民族和地区身份之间的和解桥梁”。这一判断主要基于消极理由（极化条件消失），而非积极信号（如政策倡议或社会对话机制）。论文未提供任何民意调查数据或社会态度测量来支持“和解可能性增加”的判断。可以理解为，作者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政策期许而非实证预测。

问5：本文的贡献主要属于描述性还是解释性？

论文主要贡献是描述性：它精确刻画了2025年选举后的政治格局变化（MAS瓦解、国会多元化、城乡分化、无效票地理分布），这些数据此前缺乏系统的学术整合。在解释性维度，论文提出了“周期转换”和“多元主义回归”的概念框架，但论证链条中因果推论相对薄弱。短期来看，本文的核心价值在于为玻利维亚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即时、准确的经验描述基准；其理论诠释部分尚需后续研究验证与丰富。